災難後報道逝者，是不是吃人血饅頭

2024-03-24 | 來源: 轉型Media人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在大學裡學了四年新聞，畢業後在新聞單位幹了十六年新聞，可以說有一定的理論基礎也有相當的實戰經驗和教訓，對於新聞倫理的問題向來也很重視。

最近幾年，每逢有災難發生，社會上都會有對相關新聞報道的倫理問題的爭議，有些爭議是專業范疇內的，涉及的議題也相對職業和接近現實的新聞環境，有些則純粹是一些不懂新聞到底是什麼的胡說八道。

我雖然被一些讀者標簽化為時政記者，事實上也參加過很多災難的報道。

2004年，黃河小浪底沉船，報社派我從武漢趕到河南濟源現場采訪；同年河南大平煤礦礦難，報社派了三個記者到現場采訪，我是其中之一。2008年汶川地震時，我在雲南麗江出差，立即寫了麗江1996年大地震後的災後重建啟示錄，較早讓經歷過大地震的麗江人講述地震後如何自救、如何正確掩埋屍體而不污染水源、如何災後重建等。寫完這個稿子，又從雲南趕赴四川成為報社報道汶川地震的後梯隊記者。到達災區後專訪了四川省地震局局長、該局的地震預報員等專業人士，寫了四川地震人的自責、委屈與職業困惑。2010年玉樹地震後，我守在玉樹州公安局局長潘志剛的帳篷裡，寫了地震發生後當地通訊中斷導致110癱瘓3日的玉樹城，還原了一個三天沒有110的城市的慌亂與自救。2011年3月，日本大地震，我去日本待了半個月，先後去了福島、仙台等多個城市，也寫了一系列的報道。2011年7月，山東棗莊礦難，是我在新京報寫的最後一篇報道，隨後辭職去了南方周末。

經歷了這麼多，對災難新聞的倫理問題應該是有足夠的專業資格發言的。

談新聞倫理前，自然要先談談新聞業務，先有新聞，才有新聞倫理。

首先，災難之所以是災難，是因為死了人，甚至死了很多的人。如果不死人或者死人的數量有限，那更多會被稱為事故。因此，死人是災難新聞最重要的元素，絕對不能跳過去忽略掉。

如果災難發生後，媒體不報道死人，那就是最大新聞倫理問題。

從新聞專業角度說，報道災難是必須報道“死人”這個環節的。如何報道呢，常規的報道模式是：誰死了、怎麼死的、為什麼會死…

你是不是中共間諜?日本游客被誤認是中國人遭辱罵(圖)

俄羅斯懷疑到底是不是“伊斯蘭國”對音樂會恐怖襲擊(圖)

夫妻是不是真恩愛看家裡3個地方

所以，新聞記者到了災難現場或者第二現場必然要采訪遇難者家屬和逝者的親朋好友。這是記者的本職工作，也是他們必須要做的工作，如果他們不去做這個工作，就是失職。

有些不懂新聞只懂宣傳的人說，記者在災難現場采訪會影響救援。災難發生後，記者影響救援的極端案例當然存在。災難發生後黃金救援時間很緊，這個時候救援人員的主要責任是搜尋幸存者、救援幸存者，如果記者糾纏救援人員影響救援，當然應該受到違背新聞倫理的譴責。但大家都知道，空難這類災難發生後，遺屬到現場後一般不會參與搜救，新聞記者采訪家屬根本不存在影響救援的問題。

這個時間段的家屬，內心是最煎熬的。當然，每個人的心理承受能力不一樣，每個人的價值觀也不同，有的人此時沉浸在悲痛中，不希望被外界包括記者打擾，但有些人迫切需要有人能交談傾訴，能宣泄抑郁的情緒，記者就是一個很好的傾述對象。這個時候，記者完全可以選擇願意接受采訪的家屬，了解遇難者的相關情況。

這是弄清楚“死了誰”的第一步，也是很關鍵的一步。這一步如果缺失，那這個新聞就是一個不及格的新聞。

這些，就是新聞專業。

至於所謂的知情權和隱私問題，每個人的情況也是不一樣的。

2022年3月21日，東航一架波音737客機在執行昆明——廣州航班任務時，於梧州上空失聯後墜毀。機上人員共132人，其中旅客123人、機組9人。大家可以去該航班乘客劉志宏曾經的微信公號看看，他在自己的公號文章裡毫無遮擋地公布了自己的結婚照、結婚證書、證書號等等細節。

結婚這件事對有些人來說是隱私，不希望被人關注，有些人會在朋友圈發個結婚證照，但不會在更開放的社交平台公布，覺得那是自己有限的隱私。但是，劉志宏和他的妻子就不在乎，願意對整個社會公布自己的婚訊和結婚證的一切細節。所以，不要輕易拿隱私權來質問記者披露的信息是不是侵犯了他人的隱私權，這個權利需要當事人或者當事人的法定關系人來主張，而不是毫無法律關系的旁觀者來代替主張。

常態下，“死了誰”如果弄清楚了，而且如果媒體把“誰”的故事寫得很打動人，讓人共情了，有助於引導輿論關注災難發生的原因，道理很簡單，正常的讀者看了報道會生出這樣的疑問：這麼好的一個人，或者這麼幸福的一家人，為什麼會死、怎麼死掉的呢？